寶璣No. 160 ‘Marie-Antoinette’懷錶

前所未有的挑戰

於寶璣先生而言，這相當於要將一座教堂大鐘壓縮至幾平方厘米的面積內。自此，他全情投身製作，最終成就精巧絕倫的No.160懷錶。這件傑作的誕生過程歷經波折：法國大革命期間，阿伯拉罕-路易．寶璣（Abraham-Louis Breguet）先生最先考慮的是保障自身生命安全，因此作品被迫中斷製作。在他去世後，他的兒子安東尼-路易（Antoine-Louis）親自接手，這件作品才終於在四年後，即1827年製作完成。 

No.160懷錶不僅是寶璣先生人生中的重要作品，而且在他去世後方始告成，後來成為寶璣製錶工作坊珍貴歷史的重要篇章，其影響力延續至今。

在寶璣的記載中，這枚懷錶被稱為「金錶」或「Perpétuelle minute repeater perpetual equation of time jumping seconds」懷錶。幸運的是，它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倖免於難，當時寶璣先生已逃亡回家鄉瑞士避難，隨後他的製錶工作坊才遭到洗劫。

1809年，寶璣先生決定繼續製作這枚懷錶，但直到1812年、1813年和1814年才取得進展：在這三年中，他投入在這枚No.160懷錶上的時間分別長達284.5天、228.5天和212天。值得一提的是，在拿破崙統治的最後幾年，由於法國在與所有鄰國交戰，寶璣無法出口任何產品，法國製錶師手中的訂單寥寥無幾。在等待皇權崩解期間，還有甚麼比重新投入這項滿載回憶和技術挑戰的工作更有意義呢？

到了1814年後，懷錶的製作在接近完成之際又一次中斷，並持續至1823年8月。寶璣先生決意完成這件傑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仍在對其進行最後的調整。同年9月，他與世長辭。四年後，即1827年，安東尼-路易．寶璣才終於完成這枚懷錶的製作。當然，這是一份凝聚集體力量的成就，不僅窮盡寶璣父子的絕學技藝，更離不開團隊中二十多位專業人士的共同努力，包括寶璣製錶工作坊中的優秀製錶師——Michel Weber。

1923年展覽的壓軸之作

寶璣No.160懷錶是一款「perpétuelle」自動上鍊錶，配備鉑金擺陀，搭載許多實用的複雜功能，包括三問報時、萬年曆（具備星期、日期和月份顯示）、時間等式、動力儲備指示、金屬溫度計、可選獨立大秒針、掃式小秒針、槓桿式擒縱裝置、金質寶璣遊絲和雙重「Pare-chute」避震裝置。所有摩擦點、孔洞和軸承均配備藍寶石。懷錶採用金質錶殼，並配備白色琺瑯錶盤和一枚水晶玻璃錶盤。如此繁多的複雜功能集於一身，協同運作，涉及超乎想像的精密計算，可謂一項名副其實的技術創舉。最終成果早已超越原先訂單的要求：這枚懷錶成為了製錶歷史上最為複雜的時計，並在此後近百年始終保持這項紀錄。1827年，製作完成的懷錶終於離開製錶工作坊；僅人工成本就達到了17,000金法郎的天文數字。

接下來的故事本該簡單明瞭，實際情況卻遠比想像中複雜。寶璣檔案中沒有No.160懷錶的銷售記錄，且在安東尼-路易．寶璣1833年退休時編製的完整庫存清單中，同樣找不到它的蹤跡。這意味著，這枚懷錶可能在1827年至1833年期間離開過寶璣製錶工作坊。1838年3月11日，寶璣維修記錄中首次提及：「位於Provins的Marquis de La Groye侯爵將他的No.160『perpétuelle』自動上鍊打簧錶送來維修」。由此推測，這位侯爵可能是懷錶的主人。他在何時購入這枚懷錶？購買價格是多少？或者他並未購買，而是由寶璣贈予？沒人知曉這些問題的答案。寶璣歷史檔案一向細緻詳盡，而關於No.160懷錶的下落卻毫無記載，充滿懸念。

接下來的故事更加撲朔迷離。根據侯爵的死亡證明，他於1837年10月4日離世，且無後嗣，而且，他的居所位於Essonnes，而非維修記錄中提到的Provins。我們確知的事實是，這位侯爵曾在1786年借給寶璣先生三萬里弗爾（寶璣先生已於1795年6月償還這筆債務），且在1788年前一直擔任軍官。然而，這位侯爵不可能是將懷錶送去維修的人，因為當時他已經去世。考慮到從訂購懷錶到交付成品之間的時間長達四十年，懷錶不太可能交付給最初的委託人，他們也不太可能願意為此等待如此之久。況且，這種交付方式必定會留下書面記錄。問題的關鍵在於：為何寶璣將這枚懷錶的購買歸於一位虛構的買家？這謎題至今仍未解開。

從1838年起，這枚「金錶」在位於鐘錶堤岸的寶璣製錶工作坊保存了數十年，但其擁有者卻不得而知。直到1887年，它才終於被英國收藏家Spencer Brunton爵士買下，成為一位合法擁有者的財產。後來，它輾轉流傳於多人之手，先後被Spencer Brunton爵士的兄弟和Murray Mark收藏，最終成為David Salomons爵士的藏品之一。

David Lionel Salomons爵士（1851-1925年）是一位工程師和實業家，他對阿伯拉罕-路易．寶璣（Abraham-Louis Breguet）先生的時計作品情有獨鍾，甚至成為了研究寶璣領域的權威專家，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寶璣鐘錶收藏。1923年，時值寶璣先生逝世100周年紀念之際，他將珍藏的約110枚寶璣時計借給巴黎時尚博物館（Musée Galliéra）展出。

九年後的一天，即1983年4月16日星期六，一宗駭人聽聞的事件令整個高級製錶世界為之震動：L.A. Mayer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因在閉館期間疏於防範而遭盜竊，包括‘Marie-Antoinette’懷錶在內的鐘錶藏品被洗劫一空。儘管國際刑警不懈追查多年，被盜藏品始終下落不明。各種猜測甚囂塵上，大量報導和研究報告都認為找回被竊鐘錶的希望十分渺茫。紐約作家Allen Kurzweil還以此為靈感，創作出一部名為《The Grand Complication》的小說。

尼古拉斯·G·海耶克的挑戰

到了2005年，Nicolas G. Hayek決定復刻這枚傑作（他已於1999年收購寶璣）：煥然一新的寶璣品牌準備迎接這場挑戰。寶璣組織了一支實力雄厚的技術團隊，全力收集所有相關歷史資料。經過多方努力，此計劃穩步發展，復刻版懷錶於2008年驚豔亮相。

頗具象徵意義的是，這枚時計置於一個精美的橡木嵌飾盒中，材質取自瑪麗．安東妮王后最喜愛的小特里亞農宮（Petit Trianon）的橡樹雕刻而成。2007年11月14日，一則新聞轟動世界：1983年失竊的鐘錶藏品，包括最引人注目的‘Marie-Antoinette’懷錶終被尋回。此時距離其被盜已過去24年，距寶璣先生收到神秘訂單更是過了224年。事後我們得知，這宗盜竊案的幕後黑手是惡名昭彰的以色列大盜Naaman Diller。他於2004年去世，臨終前向妻子Nili Shamrat坦白了一切：這些珍寶因其過高的知名度而難以銷贓，只能藏在歐洲和美國的銀行保險庫中。2007年，在Nili Shamrat的幫助下，被竊藏品悉數歸還。寶璣No.160懷錶終於回到了位於耶路撒冷的L.A. Mayer伊斯蘭藝術博物館。復刻版時計傑作見證了寶璣對其歷史的深厚情感，以及作品蘊含的實際意義與深遠影響。忠實復刻此傳奇懷錶，促使寶璣慷慨贊助凡爾賽宮的修繕工程，令沉寂已久的園林樹木和小特里亞農宮重獲生機。對於Nicolas G. Hayek而言，這是寶璣致敬瑪麗．安東妮王后的獨特方式。這位王后曾購入多枚寶璣時計，在寶璣先生的事業生涯早期幫助他聲名遠播。作為一系列典範贊助項目的重要部分，寶璣及其主席獨家出資贊助小特里亞農宮和法國館（French Pavilion）室內外裝飾的全面修繕工程。這項繁複的工程於2008年9月竣工，再現了瑪麗．安東妮王后在此度過幸福時光的景象，也令眾多遊客得以欣賞到這件代表著歐洲藝術巔峰的歷史遺產。 

到了2005年，Nicolas G. Hayek決定復刻這枚傑作（他已於1999年收購寶璣）：煥然一新的寶璣品牌準備迎接這場挑戰。寶璣組織了一支實力雄厚的技術團隊，全力收集所有相關歷史資料。經過多方努力，此計劃穩步發展，復刻版懷錶於2008年驚豔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