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計時 與海上航行

阿伯拉罕-路易·寶璣（Abraham-Louis Breguet）先生曾表示，他自幼就對航海計時具有濃厚興趣。如果對他有所了解便不會感到意外，這一興趣正是始於他果敢堅毅的個性和全面傑出的製錶才能。一份於1796年被呈送至法國藝術與製造委員會（Conseil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的手寫文件曾對他的發明做出過概述，此文件共分27個章節，其中提到：「少量由他製造僅供個人使用的航海鐘錶在西班牙獲得了巨大成功。」該文件還指出：「目前，寶璣正在攻克四、五項極為重要的發明。其中一項是設計簡明的航海鐘，維修極其簡便，每月可交付10至12座。」

繼入選法國經度委員會後，阿伯拉罕-路易·寶璣先生的職業生涯自此迎來了第二座里程碑。1815年10月27日，他被法國國王路易十八授予「法國皇家海軍御用製錶師」官方稱號。航海製錶需要深厚的專業知識及嚴謹的科學素養，該頭銜無疑是當時製錶師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皇家海軍御用製錶師」是授予個人的終生榮譽稱號，因此，就法律層面而言，它僅被授予阿伯拉罕-路易·寶璣先生個人而非他創建的公司。當被授予人卸任或逝世時，該稱號則自動收回。

在寶璣大師之前，該頭銜由路易·貝亞德（Louis Berthoud）享有，直至其1813年逝世。路易·貝亞德的上一任是他的叔父費迪南德·貝亞德（Ferdinand Berthoud），因年事已高於1802年卸任。顧名「貝亞德」由此繼承了他叔父的頭銜。海軍御用製錶師是海軍指定的非獨家鐘錶供應商。其必須根據約定價格在規定期限內完成國家訂單。政府原則上不為這項職能支付額外報酬，但若因海軍的大量訂單造成製錶師停止其他正常業務等狀況時，可另行商議。

寶璣先生由此名聲大振，於次年入選法國科學院，繼而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學術研究，直至生命盡頭。從倫敦、馬德里、聖彼得堡，至君士坦丁堡，寶璣大師最終在他的第二故鄉法國因其榮獲的官方稱號成為焦點，於歐洲各國遠負盛名。

阿伯拉罕-路易·寶璣先生被授予「皇家海軍御用製錶師」時，已68歲，雖然此前鮮有批量製作此類時計，但他仍不負使命，潛心研發，並著手按照字母順序編碼序列號。其實，法國皇家海軍當時並未對時計有更進一步的要求，且仍在採購路易·貝亞德所設計並由其工人生產的時計，並不會於從這位新任的御用製錶師處訂購。寶璣先生就這一情況向海軍部長提出了不滿，如果不把售予法國海軍上將閣下（更多時候被稱為昂古萊姆公爵）的No.3303，即「large Marine 8-day clock 2Y」計算在內的話，需要等到1820年，寶璣先生方可正式向海軍交付第一件航海時計作品。

除了為皇室，即皇家海軍提供時計，寶璣先生也積極拓展面向商船艦隊的業務。再一次以他堅韌的品格和優秀的品質，運用人脈在法國主要港口以及航海社交圈中發掘機會。

自1815年阿伯拉罕-路易·寶璣先生出世，至1823年辭世，銷售記錄顯示錶廠共交付多達78座航海鐘。其中有22座供給了皇家海軍，29件通過寶璣在主要港口城市精心篩選的代理商進行出售。代理商分別是：波爾多的迪孔（Ducom）先生、勒阿弗爾的費里（Ferey）先生，及布雷斯特的蓋普拉特（Guepratte）先生。事實上，他們最初並非商人，是寶璣先生與他們聯絡，並邀請他們進入了新的領域。弗朗索瓦·費里（François Ferey）是勒阿弗爾的製錶師，也負責海軍御用時計的維護工作，對航海時計具有獨到的認知與見解；約瑟夫·迪孔（Joseph Ducom）是一位天文學家、波爾多水文學教授和海洋觀測儀器的製造專家；身為數學家、天文學家的查爾斯·蓋普拉特（Charles Guepratte）是1810年至1852年布雷斯特天文台（Brest Observatory）的負責人。隨後，寶璣在南特也以類似方式招募到了新的代理商。他就是光學專家、天文學家弗朗索瓦·於埃特（François Huette）。這些專家學者們成為了所在地區寶璣的渠道。關於他們的報酬以及代理模式並無明確記錄，大約為產品售價（均價約為2400法郎）的5%。

寶璣先生深感自己重任在身，對鐘錶教學格外關注，便盡心血進行相關操作知識的傳授，他於1817年出版了《航用時鐘操作說明書》，在其序言中闡明了基本書的架構：「航海鐘構造精密，一旦對照位置已知的特定子午線完成校準，便可維持穩定運行達數月之久，並可在航行過程中抵抗船隻顛簸或顯著溫差下的惡劣影響，幫助航行者隨時以最簡單快速的方式獲知出發地或基準子午線所處時間。通過將這一時間與在海上觀測到的時間進行對比，從而確定經度位置。」之後是詳盡的記述，包括具體案例，供初學者研究。

不久之後，寶璣取到了官方訂單。根據既定流程，寶璣先生在覆函中向海軍部長確認接受訂單及定價，並承諾為榮軍院財政部（Caisse des Invalides）提供訂單總金額的3%作為資助。最終的時計作品延續航海鐘的經典設計。一般尺寸巨大的機芯，配備兩個發條盒和一個制動式擒縱機構，被置於圓柱形黃銅錶殼內，通過帶有減震和保持水平作用的萬向水平懸架，固定在牢固的木盒中。寶璣也曾接到「精確計時懷錶」的訂單，正如1920年9月18日的這封信件中所記述的：

「在此，本人寶璣（阿伯拉罕-路易）……遵照8月17日海軍部長閣下的決定，承諾提供No.3502精準計時懷錶（銀質錶殼），總價為1500法郎。此外，本人同意依所有與皇家海軍簽訂的合同之規定，將售價的3%上繳榮軍院財政部。」

此後，寶璣一直源源不斷地向法國海軍提供航海鐘。除前文中寶璣先生交付的時計傑作外，其子安東尼-路易（Antoine-Louis）接掌公司後繼續在1824年至1833年間不斷向皇家海軍售出了130件作品。據悉，這項合作跨越19世紀，直至1960年代。

在某些情況下，歷史檔案還會對產品的去向進行記錄，記載中不乏船名或是人名，留下了19世紀大航海（或陸地）探索時代的珍貴印跡。

寶璣No.2868航海鐘被售予路易·德·弗雷西內（Louis de Freycinet）（1779年-1842年），陪伴他完成了1817年至1820年間轟動世界的環球之旅。No.2842航海鐘則被交付給巴迪亞（Badia）將軍（1766年-1818年），他憑藉非洲內陸和中東地區的探險而為人稱道。此外亦值得一提的是，No.3502精準計時懷錶伴隨著勇於探索的海軍上將路易·勒·加朗·德·特羅姆蘭（Louis Le Goarant de Tromelin）（1786年-1867年）發現了數個太平洋島嶼。還有No.3588航海鐘陪伴著亞森特·德·布干維爾（Hyacinthe de Bougainville）（1781年-1846年）登上忒提斯（Thétis）護衛艦，於1824年3月至1826年6月展開全球航行。

被稱為「校準器」的寶璣No.4367時計在1838年5月21日被海軍購入，為執行（南）極地遠征計劃提供精準計時，配備有兩個桃花心木錶殼、一個胡桃木錶殼，和一個松木錶殼用以包裝。該枚時計陪伴著朱力·迪蒙·迪爾維爾（Jules Dumont d’Urville）（1790年-1842年）完成了他的最後一次探險，於1840年1月成為首枚抵達南極的計時設備。

僅列舉這些佳事，已足以蕩氣迴腸，令人魂牽夢縈，無不表露出當時航海製錶師肩負的重要使命。在當時，嚴苛的標準和嚴謹的行事準則被極力推崇並傳承的。在1820年12月16日的信件中，寶璣先生確認接下四個新訂單：「如這四枚時計中的任意一枚或幾枚在三個月內被天文觀測證實運行不夠可靠穩定，我承諾接受退貨。」

阿伯拉罕-路易·寶璣先生總是無懼挑戰，追求全新的經歷與體驗。他認為，擔任「皇家海軍御用製錶師」的經歷令其得以充分激發製錶潛能，並從中獲得了精神上的極大滿足。在寶璣先生的文章中，他反覆強調自己的研究不僅為了「民用」時計的發展，也以「科學研究與實踐」為目的，尤其是天文學和航海事業。對於這位不錯失任何機遇的製錶大師來說，這些成就實至名歸。

在寶璣先生著名的《Horological Treatise》手稿中，作為需要權衡支出、定價等經營事項的公司領導者，他認為追求完美的製錶工藝所產生的成本十分高昂，而這部分成本卻無法通過產品的售賣而得到相應的成本支出。對於航海和天文鐘錶，他表示：「我們致力於明確相關要素，不斷精進製造技術，保證時計的精準度和耐用性，同時維持合理的定價。」他還補充道：「科學家與水手獲得的財富，與他們對精準工具的需求並不匹配」。這句話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

可以肯定的是，航海製錶從未給寶璣帶來財富，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品牌在世界製錶領域延續至今的美譽。二十一世紀初，受此段歷史傳統的啟發，Marine航海系列應運而生，彷彿是對那段輝煌過往的延續，每一枚新作均懷揣著對這段歷史所留下的印記和那些有關「皇家海軍御用製錶師」的點滴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