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计时 与海上航行

阿伯拉罕-路易·宝玑（Abraham-Louis Breguet）先生曾表示，他自幼就对航海计时具有浓厚兴趣。如果对他有所了解便不会感到意外，这一兴趣正是始于他果敢坚毅的个性和全面杰出的制表才能。一份于1796年被呈送至法国艺术与制造委员会（Conseil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的手写文件曾对他的发明做出过概述，此文件共分27个章节，其中提到：“少量由他制造仅供个人使用的航海钟表在西班牙获得了巨大成功。”该文件还指出：“目前，宝玑正在攻克四、五项极为重要的发明。其中一项是设计简明的航海钟，维修极其简便，每月可交付10至12座。”

继入选法国经度委员会后，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先生的职业生涯自此迎来了第二座里程碑。1815年10月27日，他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八授予“法国皇家海军御用制表师”官方称号。航海制表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及严谨的科学素养，该头衔无疑是当时制表师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皇家海军御用制表师”是授予个人的终生荣誉称号，因此，就法律层面而言，它仅被授予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先生个人而非他创建的公司。当被授予人卸任或逝世时，该称号则自动收回。

在宝玑大师之前，该头衔由路易·贝亚德（Louis Berthoud）享有，直至其1813年逝世。路易·贝亚德的上一任是他的叔父费迪南德·贝亚德（Ferdinand Berthoud），因年事已高于1802年卸任。顾名“贝亚德”由此继承了他叔父的头衔。海军御用制表师是海军指定的非独家钟表供应商。其必须根据约定价格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国家订单。政府原则上不为这项职能支付额外报酬，但若因海军的大量订单造成制表师停止其他正常业务等状况时，可另行商议。

在宝玑大师之前，该头衔由路易·贝亚德（Louis Berthoud）享有，直至其1813年逝世。路易·贝亚德的上一任是他的叔父费迪南德·贝亚德（Ferdinand Berthoud），因年事已高于1802年卸任。顾名“贝亚德”由此继承了他叔父的头衔。海军御用制表师是海军指定的非独家钟表供应商。其必须根据约定价格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国家订单。政府原则上不为这项职能支付额外报酬，但若因海军的大量订单造成制表师停止其他正常业务等状况时，可另行商议。

宝玑先生由此名声大振，于次年入选法国科学院，继而将大部份精力投入学术研究，直至生命尽头。从伦敦、马德里、圣彼得堡，至君士坦丁堡，宝玑大师最终在他的第二故乡法国因其荣获的官方称号成为焦点，于欧洲各国远负盛名。

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先生被授予“皇家海军御用制表师”时，已68岁，虽然此前鲜有批量制作此类时计，但他仍不负使命，潜心研发，并着手按照字母顺序编码序列号。其实，法国皇家海军当时并未对时计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且仍在采购路易·贝亚德所设计并由其工人生产生的时计，并不会于从这位新任的御用制表师处订购。宝玑先生就这一情况向海军部长提出了不满，如果不把售予法国海军上将阁下（更多时候被称为昂古莱姆公爵）的No.3303，即“large Marine 8-day clock 2Y”计算在内的话，需要等到1820年，宝玑先生方可正式向海军交付第一件航海时计作品。

除了为皇室，即皇家海军提供时计，宝玑先生也积极拓展面向商船舰队的业务。再一次以他坚韧的品格和优秀的品质，运用人脉在法国主要港口以及航海社交圈中发掘机会。

自1815年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先生出世，至1823年辞世，销售记录显示表厂共交付多达78座航海钟。其中有22座供给了皇家海军，29件通过宝玑在主要港口城市精心筛选的代理商进行出售。代理商分别是：波尔多的迪孔（Ducom）先生、勒阿弗尔的费里（Ferey）先生，及布雷斯特的盖普拉特（Guepratte）先生。事实上，他们最初并非商人，是宝玑先生与他们联络，并邀请他们进入了新的领域。弗朗索瓦·费里（François Ferey）是勒阿弗尔的制表师，也负责海军御用时计的维护工作，对航海时计具有独到的认知与见解；约瑟夫·迪孔（Joseph Ducom）是一位天文学家、波尔多水文学教授和海洋观测仪器的制造专家；身为数学家、天文学家的查尔斯·盖普拉特（Charles Guepratte）是1810年至1852年布雷斯特天文台（Brest Observatory）的负责人。随后，宝玑在南特也以类似方式招募到了新的代理商。他就是光学专家、天文学家弗朗索瓦·于埃特（François Huette）。这些专家学者们成为了所在地区宝玑的渠道。关于他们的报酬以及代理模式并无明确记录，大约为产品售价（均价约为2400法郎）的5%。

宝玑先生深感自己重任在身，对钟表教学格外关注，便进心血进行相关操作知识的传授，他于1817年出版了《航用时钟操作说明书》，在其序言中阐明了基本书的架构：“航海钟构造精密，一旦对照位置已知的特定子午线完成校准，便可维持稳定运行达数月之久，并可在航行过程中抵抗船只颠簸或显著温差下的恶劣影响，帮助航行者随时以最简单快速的方式获知出发地或基准子午线所处时间。通过将这一时间与在海上观测到的时间进行对比，从而确定经度位置。”之后是详尽的记述，包括具体案例，供初学者研究。

不久之后，宝玷取到了官方订单。根据既定流程，宝玑先生在复函中向海军部长确认接受订单及定价，并承诺为荣军院财政部（Caisse des Invalides）提供订单总金额的3%作为资助。最终的时计作品延续航海钟的经典设计。一般尺寸巨大的机芯，配备两个发条盒和一个制动式擒纵机构，被置于圆柱形黄铜表壳内，通过带有减震和保持水平作用的万向水平悬架，固定在牢固的木盒中。宝玑也曾接到“精确计时怀表”的订单，正如1920年9月18日的这封信件中所记述的：

“在此，本人宝玑（阿伯拉罕-路易）……遵照8月17日海军部长阁下的决定，承诺提供No.3502精准计时怀表（银质表壳），总价为1500法郎。此外，本人同意依所有与皇家海军签订的合同之规定，将售价的3%上缴荣军院财政部。”

此后，宝玑一直源源不断地向法国海军提供航海钟。除前文中宝玑先生交付的时计杰作外，其子安东尼-路易（Antoine-Louis）接掌公司后继续在1824年至1833年间不断向皇家海军售出了130件作品。据悉，这项合作跨越19世纪，直至1960年代。

在某些情况下，历史档案还会对产品的去向进行记录，记载中不乏船名或是人名，留下了19世纪大航海（或陆地）探索时代的珍贵印迹。

宝玑No.2868航海钟被售予路易·德·弗雷西内（Louis de Freycinet）（1779年-1842年），陪伴他完成了1817年至1820年间轰动世界的环球之旅。No.2842航海钟则被交付给巴迪亚（Badia）将军（1766年-1818年），他凭借非洲内陆和中东地区的探险而为人称道。此外亦值得一提的是，No.3502精准计时怀表伴随着勇于探索的海军上将路易·勒·加朗·德·特罗姆兰（Louis Le Goarant de Tromelin）（1786年-1867年）发现了数个太平洋岛屿。还有No.3588航海钟陪伴着亚森特·德·布干维尔（Hyacinthe de Bougainville）（1781年-1846年）登上忒提斯（Thétis）护卫舰，于1824年3月至1826年6月展开全球航行。

被称为“校准器”的宝玑No.4367时计在1838年5月21日被海军购入，为执行（南）极地远征计划提供精准计时，配备有两个桃花心木表壳、一个胡桃木表壳，和一个松木表壳用以包装。该枚时计陪伴着朱力·迪蒙·迪尔维尔（Jules Dumont d’Urville）（1790年-1842年）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次探险，于1840年1月成为首枚抵达南极的计时设备。

仅列举这些佳事，已足以荡气回肠，令人魂牵梦萦，无不表露出当时航海制表师肩负的重要使命。在当时，严苛的标准和严谨的行事准则被极力推崇并传承的。在1820年12月16日的信件中，宝玑先生确认接下四个新订单：“如这四枚时计中的任意一枚或几枚在三个月内被天文观测证实运行不够可靠稳定，我承诺接受退货。”

阿伯拉罕-路易·宝玑先生总是无惧挑战，追求全新的经历与体验。他认为，担任“皇家海军御用制表师”的经历令其得以充分激发制表潜能，并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在宝玑先生的文章中，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研究不仅为了“民用”时计的发展，也以“科学研究与实践”为目的，尤其是天文学和航海事业。对于这位不错失任何机遇的制表大师来说，这些成就实至名归。

在宝玑先生著名的《Horological Treatise》手稿中，作为需要权衡支出、定价等经营事项的公司领导者，他认为追求完美的制表工艺所产生的成本十分高昂，而这部分成本却无法通过产品的售卖而得到相应的成本支出。对于航海和天文钟表，他表示：“我们致力于明确相关要素，不断精进制造技术，保证时计的精准度和耐用性，同时维持合理的定价。”他还补充道：“科学家与水手获得的财富，与他们对精准工具的需求并不匹配”。这句话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航海制表从未给宝玑带来财富，却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品牌在世界制表领域延续至今的美誉。二十一世纪初，受此段历史传统的启发，Marine航海系列应运而生，仿佛是对那段辉煌过往的延续，每一枚新作均怀揣着对这段历史所留下的印记和那些有关“皇家海军御用制表师”的点滴情怀。